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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巨大变化的五个故事
2018/06/27 来源:

  我是一个75岁的老人。从40年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过着精神压抑、物质匮乏的艰难生活,自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冲锋号,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引下,神州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思想解放了,经济体制改变了,农村从以往的吃“大锅饭”到土地承包到户,从单一的粮棉计划生产到多种经营。工业从原来单一的国营工厂发展到国营、民营、个体等多种形式工厂遍布全国。经过40年的从改革开放,进而推进到全面深化开改开放的历程,我们的国家脱贫致富,由昔日贫弱的中国发展为GDP成为世界第二位的大国;特别最近五年,我国已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我作为一个75岁的老人,亲身经历和深切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幸福感。下面我讲述自已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带来巨变的五个故事。

  故亊一:蒲扇?电扇?空调

  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有着千年历史的小城古镇——海盐县武原镇的平民百姓在盛夏酷暑的高温季节,纳凉消暑的主要器具,就是人手一把的扇子。这里有折扇、绢扇等,但更加常用的则是蒲扇,因为它价格便宜,又经久耐用,一角钱一把的扇子可以用上好几年,但这种依靠手的不停摇动才能借得阵阵凉风的扇子,使用久了难免手酸乏力,故只能停停用用,用用停停;何况当一个人在干活时,也腾不出手来使用扇子,只能承受酷热的煎熬;所以在四十年前,每年夏季的双抢农忙季节,农民朋友因高温中暑,昏倒在田间地头是常有的事。

  在我的记忆中,海盐县城最早的电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悬挂在海盐县城的大商家——位于小栅桥东桥堍的敦泰绸布庄店堂天花板下的两台华生牌吊扇。正因为当年的电扇是极其稀罕之物,所以在酷热的夏天,吸引了周边人家的一二十个孩子来此抢着享受电扇提供的习习凉风。由于孩子多,电扇提供的凉风范围毕竟有限,所以一二十个孩子你挤我推,抢着能挤进吹到凉风的范围内。年幼的我非但没有享受到电扇带来的凉风,反倒被挤出了一身大汗,扫兴而归。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较多的上海产的电扇渐渐进入了我的视线。最初是一些安装在县级机关单位的礼堂、会议室内的吊扇,然后是台扇。一台吊扇、台扇都要一二百元,而普通百姓的每月工资仅三四十元,所以电扇对广大百姓来说还是贵重的奢侈品,可想而不可得;而且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连火柴、食盐,酱油、香烟等都要凭票供应,何况这紧缺的电风扇呢?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在嘉兴的王店镇的梅溪街195号(现改为224号)建起嘉兴电扇厂,生产“海鸥牌”电扇,才开始在小城古镇的极少数人家出现了家庭使用的电扇,而且这些人家都不但是生活水平较高,并且还是有一定“路子”的,不然光有钱还是买不到这紧俏的“香饽饽”哩;到了一九七七年夏天,我拎了一些礼品来到王店镇上,找到当时在嘉兴电扇厂供销科工作的堂房外甥,花了一百二十元(相当于我当年两个多月的工资)买到了一台最普通式样的台扇,才圆了我的电扇梦。当我抱着这台电扇回家时,乡邻们都非常羡慕,当晚我们全家人兴奋地围着这台电扇,说说笑笑,美美地享受了一个晚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电扇日渐普及,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了一般人家常备的纳凉电器。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我家已经拥有五台电扇,这里有台扇,立地式电扇,吊扇,转页式换气扇。

  当时代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空调逐步取代了电扇,成了普通百姓家的降温取暖的好宝贝。如今走进我家八十平方米的住宅,在两个房间,一间会客室内分别安装着“春兰”“长虹”两台壁挂式壁挂式空调和一台“日立”柜式空调。自从有了这三台空调,无论是在高温炎热的盛夏,还是在寒气袭人的严冬,都能使室内保持在25度至28度的宜人温度,真是四季如春,使人好不舒适、惬意,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从放下扇子到使用电扇,再到使用空调,前后不过四十年光景,这纳凉消暑的日常生活用具的变化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社会的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也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故事二:当年“小资”照片受批判,如今“小资”上了商店名

  三年前,我在离我家不远的武原街道朝阳西路上经过,见到该路的72号,新开张了一家精品零食店,该店取名“小资风”;而不久前,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售楼广告上,看到这样一幅大照片:一对恩爱夫妻、三口温馨之家在宽敞、明亮、美观、新颖的新居内,在绿草茵茵、碧水潺潺的优美环境中品着咖啡,欣赏着红瘦绿肥的美景。而在此张巨幅照片下方的广告词中写着:“美美地享受着小资生活,醉心地陶冶于小资情调”之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目前各地一些钱包先鼓起来的人们,正以这种高品位的居住条件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不断地更换着自己的住房,美化着家庭的居室。按他们的话说,超越小康,达到小资。

  看了这家店名和这则广告,不禁使我联想起五十四年前,在我读大学两年级时,仅仅由于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拍了一张风景照,结果被斥之为是一张“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照片,而遭受到一场批判,带来不少烦恼的往事。那是一九六四年四月,春光明媚的西子湖在春风荡漾中迎来了花红草绿,柳丝拂面的盎然春意。当时年方二十一岁的我被这无限春光吸引住了,为了留住这美丽的西湖春色,我向同班的同学借来了一辆自行车,一顶雪白的太阳帽,穿上一件新购置的格子衬衫,来到西子湖东侧,湖滨路紧挨湖边的地方,以当年西湖风景的标志性建筑——宝石山上的保俶塔为背景,请同行的同学拍下了一张黑白的正方形风景照。照片的右半边是戴着太阳帽的我,左半边是明净的西湖水,远方便是保俶塔。可谁知过不了多久,这张普通的风景照,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那场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竟成了被批判的典型材料。

  风风雨雨,转眼间54年过去了,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这难道不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表现吗?这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上的进步,更是政治生活上的进步。是中国社会上政治上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

  故亊三:从两天到三个半小时

  1968年至1975年,我在远离家乡海盐县的台州地区三门县西南方的高梘中学工作。由于家属在海盐,所以那时每年寒暑假回家探亲,成了一件既急切盼望,又饱受辛劳的事。

  因为在那个年代,不仅浙江省内公路干线少、路况差,车速慢。我从海盐到三门的六百多公里的省道,清一色的砂石路面,并且又有许多路段需要翻山越岭,受尽出门之苦;而且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长途客车特少。从海盐往返杭州虽然只有一百多公里(即1934年建成的01省道),每天只有两班,上下午各一班;而从三门往返杭州,每天只有一班客车,需要七个多小时。其中客车翻越从天台县到新昌县的会士岭(电影《奇袭》的外景就在这翻山越岭的山岭上拍摄的。)在此情况下,每年寒暑假,我从三门回海盐探亲,或从海盐返回三门,就必定要在杭州过上一晚,第二天才能到达目的地。特别是每年的寒假回家,正逢春节客运高峰,不论从杭州回海盐,还是从杭州返回三门,都是一票难求啊!我或是事先拜托在杭州的同学、朋友,帮我预购车票,实在是添了他们不少的麻烦;或是向车站里的“黄牛”购买黑市车票。

  二00八年五月一日,举世瞩目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正式通车了,它使昔日隔海相望的杭州湾两岸一下子缩短了一百多公里的距离,来往大大方便,我到三门县也无须绕道杭州了。五年前的一九一三年“十·一”国庆节期间,我应三十多年前三门县的学生邀请,重游三门旧地,看望故旧门生。而且我在海盐的学生,海盐县阳港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凤军在三门县开设的销售太阳能热水器的连锁店(第十家连锁店)也刚好在当年国庆期间开张,我搭乘他的别克商务车,在九月三十日与他一起驱车前往三门。我们在海盐县西塘桥镇的盐嘉公路东侧上了高速公路,转眼便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飞驰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上,过大桥后,便行驶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高速连椄线,紧接着便是宁波市绕城高速公路,不久已行驶在甬台温高速公路上了,到三门高速公路出口处后,仅十多分钟,便到达了三门县城中心。我一瞧手表,从海盐县城出发,到达三门县城,一共只花了三个半小时,比起四十年前,耗时两天,吃尽旅途之苦的三门之行,真有天壤之别之感啊!同时近几年随着高速铁路的前面推广,现在从嘉兴南站到三门县乘坐高速铁路的每天七个班次只需要2小时20分钟到2小时30分钟之间,如果再加从海盐客运中心乘公交班车到嘉兴南站的半个小时,总计只需要3个小时.

  故亊四;三进黄沙坞

  少年时,读陶渊明先生的《桃花源记》,深感奇之:想不到那位武陵捕鱼人,从狭小的山口进入后,见到的竟是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对此,我甚是神往。后听居住在我家不远处的一位退休教师说,他解放前在澉浦小学工作时,也曾去过一个类似“桃花源”的小山村 ,名曰“黄沙坞”,那里盛产橘子,景色优美,民风淳朴;不过地处偏僻,路途艰险难行。自此位老先生如此说后,在我年少的心灵中,萌生了寻访黄沙坞的心愿。时至今日,我已经先后三次游玩了黄沙坞。

  第一次去黄沙坞是在一九五九年的国庆十周年的假日期间,15岁的我约上两位高一同班同学,先从县城武原镇乘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汽车到六里镇下车,然后沿着山间小径登上野鸭岭,在山顶那座残破的永安亭中稍事休息后,便沿着下岭的小径来到南北湖的北湖边。五十九年前的南北湖远非如今的热闹景象,那时才是一位真正保持着纯真、朴质的自然美的“村姑”:在桃、李、橘等众多果树的掩映下,环湖散落着数十户粉墙黛瓦的农居,外地游客寥寥。我们三位少年在当地农民的指点下,沿着环湖的乡间小径向西南方走了将近半个小时,来到南北湖最西南临近海边的地方,而山径西侧那座杂树丛生的山岗也伴随着我们一直延伸到大海边;而在海边只见到一座三十多米高的小山岗的峭壁延伸于海水中,挡在我们的面前,并未见到我神往已久的黄沙坞。“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我们三人纳闷之际,只见从这座小山岗半山腰崎岖的山路上下来一位荷锄的老农,我们忙上前请问:“黄沙坞在哪里?”老农告诉我们,只要沿着这条山路西行,翻过山岗后,行不了数百步,那儿就是黄沙坞。我们谢过老农后,沿着那条宽不足一米的山间小道在小山岗上攀援。这条在山石上凿出来的石阶路甚是艰险,最窄处只有数十厘米左右,临海一侧便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如稍有不慎,滚下30多米高的峭壁,则定无生还的可能了。翻过这座崎岖难行的小山岗,行数百步后,便见到了神往已久的黄沙坞。炊烟袅袅,鸡犬之声相闻,流水淙淙,数以千计的橘树上挂满了由青转黄的橘子,一派宁静、安谧的景象。这里真是一处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啊!这座占地约一平方多公里,居住着数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三面环山,南面临海,整个村子好象坐落于一把“太师椅”中。村子背靠海盐的最高峰——海拔251米的高阳山。东面便是我们刚才所沿山径行走时,与之擦肩而过的高阳山延伸入海的山岬老寨山,西面是高阳山延伸入海的山岬七泉山,而这七泉山也是海盐与海宁的分界山。正因为黄沙坞东、北、西三面为山体包围,南临大海。所以冬季,村北的高阳山挡住了滚滚寒潮、凛冽朔风;盛夏季节,海上南风源源不断吹入坞内,同时每昼夜两次潮汐帮助调节气温,因此形成了黄沙坞得天独厚的冬暖夏凉的小气候,为发展这里的柑橘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这里的数十户农家,家家栽橘,世代以橘为生,形成了远近闻名的“浙北橘乡”。当年这里的橘子虽好,量多味美,但由于外出的道路被山岗所阻,异常艰险,给黄沙坞的柑橘经济发展带来了重重艰难,累累险阻,使当年的黄沙坞也便空有了“浙北橘乡”之美名,黄沙坞的民居都是低矮的平房,穿着都很陈旧。

  “若要富,先筑路”,为山岗阻隔的黄沙坞的山农们对此深有体会。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黄沙坞的社员们凿洞开炮,劈山开石,历经四年终于炸去了从外边通往黄沙坞必经之处的那座小山岗紧靠海边的一部分,沿海边开出了一条五米宽的机耕路,从此满载橘子的拖拉机就可以款款行驶在这条“海滨路”上了。所以一九八六年金秋时分,当我第二次探访黄沙坞时,已无需翻越艰险的小山岗,而是骑着自行车,直接从县城武原镇来到黄沙坞的。我在一户步姓农民家中吃了一餐美味的农家饭,饭后我又自己去他家门前的橘树上采摘了十多斤的黄沙坞蜜橘。这次仅化费了二十元的“自助游”,既饱餐农家饭,又品尝美味橘,真是其乐无穷啊!

  第三次游黄沙坞,那是二o一五年的秋天,这次既不是步行前往,也不是骑车而去,而是乘坐“桑塔纳”轿车,仅花半小时就从县城来到了在村口宽敞的水泥公路旁树立着巨型广告牌“浙北橘乡”的黄沙坞了。如今的黄沙坞再也不是偏僻的小山村了。只见村口的公路上大小汽车川流不息,村中橘林中游人如织,而且大多为来自上海的游客,他们是来参加赏橘、采橘、品橘一条龙的“农家游”的旅游活动。而如今黄沙坞村民的商品意识也大大增强了,在挂满金黄橘子的橘树下,架起了木梯,树枝上挂着篮子,橘林中洋溢着游客们的欢声笑语。在让这些来自大城市的游客们得到采摘橘子的兴奋之际,村民的钱袋子也一天天地鼓了起来。你看村子中那一幢幢时髦的小洋楼与我五十年前初游黄沙坞时所见到简陋的农居相比,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可同日而语了。

  黄沙坞的山还是那些山,树还是那些树,但通往这里的路越来越宽敞,农民的房子越建越漂亮,口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生活越过越甜蜜。

  故事五:票证年代话过年

  2018年元旦、春节都已经过去,回想一个月之前,广大市民为了过一个红红火火的大年,纷纷跑市场、进超市,忙个不亦乐乎。汽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把购物者的大包、小包的年货载运回家。什么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既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如今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到。你看:美国火鸡、法国葡萄酒、日本巧克力、阿根廷的牛肉、新西兰的奶粉、新疆哈蜜瓜、陕西大枣、辽宁苹果、福建龙眼等等,面对这五花八门、堆积如山的年货,我这个年逾古稀之人,抚今思昔,想起三四十年前为购买年货而带来的种种烦恼事,真是感慨无穷。

  因为从1953年到1993年,我国由于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大部分物资严重匮泛,广大百姓过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票证年代”的生活。首先实行票证供应的是粮食、棉布、食油这三大类的统购统销(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生活必需品。从1953年开始,粮食(包括大米、面粉、玉米、马铃薯以及杂粮)均根据地区、年龄、工作性质等不同,每月供应量也不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地一般公教人员,每月定量为27市斤,在校高中生、大学生每月32市斤,最多的要算下井的矿工,每月定量45市斤。(一碗阳春面2.5两粮票,一个大饼1两粮票,一根油条半两粮票)棉布是按布票供应。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人全年一丈二尺。(一条毛巾1尺布票,一件汗背心1.5尺布票,一件汗衫2尺布票。)食油是每人每月2.5两。而这三大样到1993年结束凭票供应,也标志着我国“票证年代”的结束。至于工业品的供应更不是每人都能买到的,因为有些紧俏的工业品是分到具体单位,再由单位头头根据需要将有关票证分到人。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结婚时,我地一般经济收入尚可的人家,都必须要有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由男方解决)、缝纫机(由女方解决)。但由于这三大件的票证实在难搞,所以许多人家也就望车或望表兴叹了,甚至有的人家因此使婚事“黄”了。至于电风扇、洗衣机、冰箱、电视机的购买更是难上加难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既是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也是票证最多的年代。什么香烟、黄酒、食盐、火柴、煤球、肥皂、粉丝、雨鞋、豆制品、热水瓶等等极大多数日用品,全是凭票供应的。

  而每到春节,为了改善群众生活,地方政府每年都在平时定量供应的副食品外,适当给市民增加供应少量糯米(每人2市斤)、菜油(每人2.5两)白糖或红糖(每户1市斤)猪肉(每人1市斤)、淡水鱼(每户一条)、带鱼(每户1市斤)鸡或鸭(每户1只)、豆制品(包括豆腐、豆腐干、油豆腐、千张)(每户1元)以及少量的莳菇、芋艿、黄花菜、黑木耳、干香菇等稀缺蔬菜和干货。这些年货都是凭临时发放的票证或购货证供应,而且还要到分散在全城各个供应点排上一二个小时才能买到。最可气的是有时顶着寒风,排上几个小时队,一步一步地靠近那些令人眼馋的年货时,东西却在最后被卖光了,我只能悻悻地拎着空篮子回家,心中说不出的懊恼。正因为当年的年货品种少,供应量少,故造成社会“开后门”成风,大家通过亲朋好友关系户,尽量设法能多买到一些年货。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海盐通元中学任教,过年时就拜托在供销社肉铺、鱼行中工作的昔日学生,买到计划分配外的三四斤猪肉,一二条鲢鱼,以便使年夜饭的餐桌上略为丰盛些。

  由于当年大部分的票证是分配给城镇居民的,除布票外,大部分的农民是没有票证的。因此在那个年代每个县城中都有这样一些人群,而且要么是大姑娘,小媳妇,要么是老头、老太。她们或用现金收购粮票、油票、糖票、煤球票等,或用自己家中的鸡蛋、年糕、瓜果调换这些票证,而从事这种非法交易是非法的,所以大多是在天亮前的夜市中进行的。当年海盐县城武原镇的老同安桥,就在现在百尺桥的东侧,是当年海盐县调换或卖买票证人员集中的地方,所以当年的同安桥被武原镇市民戏称为“黑市桥” 。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物流网的四通八达,工业日用品、农副产品的产量都大幅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到1993年终于结束了“票证年代”。

  上面这五则我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给我国广大人民住行不但在吃穿住行等各方面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人们的思想也得到充分开放,人们生活在环境美丽、空气清新、物质丰畗、精神愉悦的氛围中。

  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2月31日的元旦贺词中讲到: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民盟海盐县基层委 徐子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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